广东建立海外保安公司的必要性法理依据

   在经济法视野下，政府的境外经济安保职能可以走向市场化并向民间化转移。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投资双向化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下，国家、区域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并相互交织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集型网络。   引进来”（吸收外资）与“走出去”（对外投资）是WTO贸易框架下各国家与地区间经济双向交流、互动来往的惯常方式。与国内经济安全相对应的是境外经济利益的安保问题。在改革开放“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推动和指引下，我国近年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日趋活跃。在经济法视野下，政府对境外投资经济活动的安保工作是其涉外经济管理职能对经济发展安全权落实的表现。

   根据马斯洛的心理需求理论，个体需求的层级依次为生存、发展、安全。对其理论进行推延，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地区）的经济双向交往活动早已走过了生存阶段，正处于深层级的发展态势中，与该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安全问题。正如程信和教授曾指出，经济发展权、经济安全权是经济法权利的基本范畴概念。对经济发展权与安全权的维护与实现是经济法治中政府的国民经济协调职责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在传统的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理论模式与实践运作中，为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秩序与微观个体财产权益）提供安全保障是警察（公安）部门所承担的重要职能。在“有限政府”理论的强势主导下，政府将经济发展的部分安全维护职能让渡给市场化、商业化的保安公司，符合现代经济法对政府国民经济管理的“去直接性、注间接性；轻行政手段、重经济方式”的要求。在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部分安保职能让渡给保安公司的做法自1984年深圳蛇口成立内地**家保安公司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与探索，已建立起较为体系化、稳固化、社会化、网络化的模式，但尚未达到成熟化、完善化的程度。

   在美国，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诞生以来，其对外投资经济发展的安全权在政府“消极的守夜人”角色定位下依靠市场自律规则与自发力量（如行业协会、商会或企业的安保组织等），专业化、独立化的安保机构并未产生。过度自由化的对外投资经济发展单靠非专业化的市场自发安保力量这“一只手”不足以确保其安全权的实现。在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指导下，对外投资经济利益日益受到美国政府“这只手”的有效保障。美国政府对海外投资经济的过度干预在实际运作中亦遭遇困境，一则政府安保组织（包括军队）的境外防护工作有域外执法的嫌疑，与国际法的国家主权原则有摩擦之处，在国际上被扣上“实施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骂名；二则海外安保成本高昂，造成较大的财政负担。为解决政府过度干预产生的弊端，“大社会、小政府”的新型公共治理理念逐步兴起，美国政府开始派遣并在实质上幕后操控民营化、私有化的海外安保组织到境外开展护卫工作。一方面，“外民内官”的做法避免了遭遇国际社会“海外殖民霸权”的指控，可以“民间保安”的名义躲避政府出面所可能产生的国家纠纷；另一方面，节约财政开支。美国的民营化海外保安公司在对外经济利益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其组织管理、武器装备、人员素质、培训经验等各方面在实践历练中发展完善并成为专业化的典范。